10 全国通缉（1 / 1）

这两个警员愣住了，一动不动，就像两只大灰熊，突然遭到一只小花栗鼠的挑衅。我自己也对眼前这神奇的一幕目瞪口呆，她们居然要求解开我的锁链，而且看她们的样子，好像是决定要从折磨我的人手里把我救出来。

她伸出纤细的手放到我的手臂上。“我是瑞典警察局、国家警察部队的警探简??隆德斯特姆。”她说，又指了指身后的那个美丽姑娘。“这是我的助手，克斯滕??贝尔格隆德警探，我们是来护送你到瑞典的，我想你也知道，你会在那里面临刑事诉讼。”

她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皮夹，然后把它打开，向那两个法国官员出示了她的证件和一枚小金色徽章。

一名警员一脸茫然地看看他的搭档，而他的搭档则拿出了一叠文件。“他现在是她的囚犯了，”他耸了耸肩说，“把链子取下来。”

我被解除了枷锁。围观群众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口哨声和跺脚声此起彼伏。隆德斯特姆警探把我拉到一边。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讲讲清楚，弗兰克，”她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或者其他管束工具。我自己也从来不把那些带在身上。这一路上，我们不会用任何方式来约束你。不过我们的航班会在丹麦转机，瑞典政府不得不交一笔保证金来担保你在丹麦顺利通行。这些只是常规手续。

“我们在丹麦只有一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弗兰克。我必须对法国政府、丹麦政府，以及我的国家政府负责，来确保你被安全押送到瑞典而没有逃跑。现在，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发现瑞典的监狱和法国的截然不同。我想我们对待犯人要有人性得多。

“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弗兰克。我身上是配着枪的。克斯滕也是。我们在射击上都是好手。如果你想开溜、企图逃跑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对你开枪。而且只要我们朝你开了枪，弗兰克，你必死无疑。我说的你都明白了吗？”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十分镇静，没有一丝热情，就像给一个陌生人指路，虽然愿意协助，却不那么积极友好。她打开肩上挎着的大皮包，一堆物品中，露出一把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

我看了看贝尔格隆德警探。她像天使一般的笑了一下，拍了拍她的皮包。

“是的，我明白了。”我说。我真的以为她只是吓唬我的。她们没有一个给我感觉像是安妮??欧克丽。

隆德斯特姆警探转过身，对售票处的服务员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女服务员点了点头，从她身后的房间里叫来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他带着我们穿过售票处后面的一个办公室，穿过行李区，操作区，来到了登机楼梯口。

除了我衣衫褴褛外，我们三个给人感觉就像是普通的乘客。其他乘客对我的着装并不感兴趣，看来他们可能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嬉皮士。

在抵达哥本哈根前，飞机上提供了一份简餐。这只是一份普通的飞机餐，分量不多，但做得很美味，这是我入狱以来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食物。对我来说，这已经算饕餮盛宴了。护送我的两名警官要把她们的那份也让给我，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拒绝她们的好意。

我们在丹麦转机用了两个小时，比预计的要长。这两个年轻的警官迅速把我带到航站楼的某家餐厅，尽管我知道她们不会那么快就饿了，但还是为我们三个点了足量丰盛的午餐。我感到她们完全是为了满足我极度饥饿的胃，不过这次我就不客气了。在我们再次登机之前，她们又给我买了一些糖果和几本英文杂志。

整个路上，她们待我就像朋友，而不是个囚犯。她们坚持让我直呼她们的名字。她们像和朋友聊天一样，询问我的家庭状况，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还有其他一般性的问题。对于我的犯罪生涯，她们只是简短地打听了一下，也仅仅是想知道我在佩皮尼昂监狱里遭受了怎样可怕的待遇。然后我惊讶地得知我在那个鬼地方才蹲了六个月。我真的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

“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没有权利获得假释，不过法官有给你减刑的权力，他给你减了。”简说。我顿时对给我判刑的那位铁面无私的法官感激起来。尤其是想到自己原来只在佩皮尼昂服刑了六个月后，我意识到，如果蹲满一整年的话我肯定熬不过去。基本上没有犯人能熬得过去。

让我意外的是，飞机降落在了瑞典的马尔默，从哥本哈根飞过来只用了三十分钟。我们在马尔默着陆后，取回行李，简和克斯滕带我来到一辆有警方标志的车前，这是一辆瑞典式的蓝黄警车，停在航站楼的泊车点，驾驶座上坐着一名穿制服的警官。他帮我们把行李——其实只是姑娘们的行李，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装进后备厢，然后开车送我们到离马尔默不远的克利潘村庄的警察局。

我被瑞典的警察局迷住了，它更像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客栈，而不是警察驻地。一个脸色红润、乐呵呵的警官出来迎接我们，对简和克斯滕用瑞典语打招呼，对我则用的是略带口音的英语。他还同我握手，像是在接宾客一样。“我一直在等你，阿巴格内尔先生。你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在这里。”

“警官，弗兰克需要看医生，”简用英文说，“我恐怕他病得很厉害，需要立即治疗。”

那时已经快要晚上九点，但警官还是点了点头。“马上，隆德斯特姆警探。”他说着，向站在一旁的一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下手，“卡尔，请把这名犯人带到他的房间去。”

“遵命，长官。”他说完，朝我笑了笑，“麻烦请你跟我来。”我恍恍惚惚地跟着他。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罪犯的，那他们又是怎样对待普通老百姓的呢？

他领我走过大厅，来到一扇巨大的橡木门跟前，他拿出钥匙把门打开，站在一旁示意我进去。当我踏进门时立刻惊呆了。牢房在哪里？这根本就是一间公寓嘛！房间十分的宽敞，透过一扇巨大的窗户可以看到村庄的景色，一张从支柱到床头雕满花纹的大床，上面铺着一张色彩鲜艳的床单，充满田园气息的家具，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里面既有浴缸又带淋浴。墙上装饰着瑞典古代英雄战斗场景的图画，窗户上束着别具一格的窗帘，把它放下就能很好地保护屋内的隐私。

“祝你早日康复，先生。”卡尔带着口音说道，然后就伸手准备关门。

“谢谢你。”我回答。我想再多说几句，但想不出其他的话。他走后，我仔细研究了下这个房间。窗子上用的是很厚的玻璃板，无法打开，门也是无法从里面打开。不过这并没有关系，我根本不想从这个监狱逃走。

那天晚上我没能在我的**睡觉。几分钟后，门再次打开，简走了进来，还带来了一名和蔼可亲又干练利索的秃顶医生。“请把衣服脱掉。”医生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是简丝毫没有要回避的意思，于是我就脱掉了身上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这样一丝不挂地站在她面前实在是有些窘迫。然而，她的脸上除了关切外没有别的表情。我才知道，对于瑞典人来说，**不全和性相关。

医生拿出各种工具，一言不发地这里戳戳那里捅捅，东看看西听听，又是拍、又是摸、又是压，然后把听诊器和那些工具放好，点了点头。“这个人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缺乏维生素，但最糟糕的是，据我诊断，他还得了双侧肺炎，”他说，“警探，我建议叫辆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

“好的，医生。”简说着便立马跑出了门。

三十分钟不到，我就躺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了。这是一家小医院，干净又有效率，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身体慢慢康复。有个身穿制服的警官一直把在我的病房门外，不过他更像是在陪护，而不是看守。

每天都有人来探望我，不是简就是克斯滕，要么是警官要么是卡尔，每次他们都给我带点东西，一束花、糖果、杂志，或是其他小礼物。

在我住院期间，没有人问到我的罪行，对于审判和对我的指控将近的这件事，也没有人提起。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才回到了我的“牢房”，到了中午吃午饭前，卡尔拿来一张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十分抱歉地说道，“你可以在这菜单上点你想吃的，我们会从餐馆给你送过来。我能向你保证，都是很好的食物。”

的确很好。不出一个月，我的体重又渐渐回到了两百磅。

我出院后的第二天，简过来看我，身边还带了一个神采奕奕、身材消瘦的男人。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隆德斯特姆警探，”她郑重其事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在此被拘留一段时间，同时我还有责任对你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传译员。他英语说得很流利，对你们美国的俚语习语等也非常熟悉。”

我目瞪口呆。“哦，得了吧，简，你自己的英语说得那么好，”我表示异议，“这算什么情况？”

“瑞典法律明文要求，审问犯人时，如果被审的犯人是外国人，那么现场必须有一名熟悉该犯人国家语言的翻译陪同。”简还是用那正儿八经的口气回答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法律还声明你有权请律师，在你的审讯期间，你的律师必须全程在场。鉴于你没有资金聘请律师，瑞典政府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她的名字是艾尔莎??克莉斯坦森，今天晚些时候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这些你都明白了吗？”

“非常明白。”我回答。

“那么我们明天见。”她说着就离开了。

一个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了一下，然后门开了，是给我送晚饭的看守，他把丰盛美味的饭菜摆在一张轻便的桌子上，样子看上去更像个服务员，而不是狱守。

他回来收拾餐具时，对我笑了笑。“你想散个步吗？”他问我，“不过只能在这幢楼里，陪我一起巡查，我想你一直在屋里关着可能会觉得闷。”

我一路跟着他来到厨房，附近饭店的一个服务员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这其实并不算什么厨房，只是一个给看守们平时冲冲咖啡的角落。随后他带我在监狱里转了一圈，这地方才两层楼，只能容纳二十个犯人。每个牢房前，他总是先敲下门，然后再把门打开，愉快地和里面的犯人打招呼，嘘寒问暖，在锁门前又亲切地向犯人道声晚安。

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艾尔莎??克莉斯坦森和我的翻译，卡尔??格里克牧师已经在等我了。我觉得奇怪，他怎么也来了，牧师解释，因为克莉斯坦森夫人一点儿英文都不会。克莉斯坦森夫人也没有过问我的案件情况，她只是相互介绍的时候示意了一下，然后告诉我，第二天早上简审讯我的时候，她会在场。

克莉斯坦森夫人个子很高，模样俊俏，我估摸着她大概四十来岁，举止沉稳，彬彬有礼，不过作为我的辩护律师，我还是有些担心。但我别无选择。我没钱给自己请律师。法国警方没收了我在法国所有的财产，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他们在逮捕我之后，以及拘留我的期间，对我的赃物只字不提，我被释放出来时，他们也没有退还给我任何的钱款。而我现在在瑞典，根本无法拿到我藏在其他地方的资金。

第二天一早，简就来了，同行的还有克莉斯坦森夫人和格里克牧师。她立刻开始对我在瑞典的犯罪活动进行询问，牧师把简提出的问题翻译给克莉斯坦森夫人听，而她只是静静地坐着，时不时地点点头。

在前两天的审问中，我对简总是含糊其辞。要么回答说“我不记得了”或者“我说不上来”，要么直接拒绝回答她的问题。

到了第三天，简开始发火了。“弗兰克！弗兰克！”她喊道，“你为什么要隐瞒？为什么要闪烁其词？你现在在这里，面对的是审判，对我诚实坦白，也是为你自己好。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情，你也知道我们手里有充分的证据。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不愿配合？”

“因为我不想在监狱里蹲上二十年，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监狱里。”我脱口而出。

牧师把这些话向克莉斯坦森夫人翻译了。这三个人对此的反应完全出人意料。他们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就像在看滑稽剧一样，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在一旁惊奇地看着他们。

简让自己稍微冷静了一下，但还是开心地摇晃，她看看我。“二十年？”她咽了口气。

“要么五年，要么十年，随便几年。”我戒备地回答，对他们的态度有些不耐烦。

“五年，十年？”简大声喊道，“弗兰克，对你所犯的罪行，最大的惩罚是一年徒刑，而且鉴于你是初犯，我不认为会判你一年。弗兰克，在我们国家，谋杀犯和银行抢劫犯都很少有超过十年徒刑的。虽然你严重违反了法律，但是我们认为在监狱里关一年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因此我能向你保证，你面临的最多也就一年徒刑。”

我把一切都向她招了，详细供述了我能想起的所有在瑞典犯下的诈骗交易。我的供述已经充分证明了我确实有罪的，一星期后我被带到马尔默接受审判，然后由男女各八人组成的陪审团对我的罪行和惩罚做出裁决。

然而，我基本上逃脱了刑罚，或者说，是克莉斯坦森夫人帮我开脱的。她居然在整个诉讼快要结束的时候，对指向我的证词提出了反对意见，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她告诉法官，法律对我的指控是“利用支票进行严重的欺诈”。

“我要向法庭指出，按照瑞典法律给出的定义，今天在这里举证的票据并不是支票。”她说，“这是由他自己制作的票据。他们从来都不是支票。以后也不会是支票。

“根据瑞典法律，法官大人，这些票据永远都不会成为支票，因为它们完完全全是仿制品。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并没有真正地伪造过任何支票，因为这些票据不是支票，而是他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作品，所以，那些指控应该被驳回。”

那些指控并没有被驳回，但让他们减轻了罪名，相当于诈骗钱财。陪审团判了我六个月监禁。我把这当作是种胜利，并向克莉斯坦森夫人传达了由衷的感谢，她也对裁决结果十分满意。

我被送回了克利潘的牢房。第二天简跑过来向我表示祝贺。但是，她还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并不是在克利潘舒适惬意的小窝里服刑，而是将被移至马尔默的国家监狱，它位于全欧洲最老的大学之一——隆德大学的校园中。“你会发现这里和法国的监狱截然不同。甚至和你们美国的监狱也是天壤地别。”简让我放心。

当我被送到那个监狱的时候，我心中的不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在校园里被称为“犯人监护所”。这个监护所一点都没有监狱的气氛——没有围墙，没有警卫室，没有栏杆，没有电子门。完全和学校里其他宏伟的建筑融为一体。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机构。

我在陪同下，登记入住了我的房间，我再也不把瑞典的拘留所看作是牢房了。和克利潘比起来，我在这里的房间略微小了一点点，不过还是一样的舒适，家具设施同样齐全。

这个监狱的规章制度相当宽松，也没有很

多限制。犯人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且鉴于我只有一套衣服，他们还派人护送我到城里的服装店里买了两套来替换。我可以自由地收发信件和邮包，也没有人会检查它们。由于这个监护所里只有一百个囚犯，特地弄个厨房也实在有些浪费，因此，这里的食物都是从外面的饭店里送来的，犯人也可以合理地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点菜。

这个监狱是男女混合的，因此还关押着几个女囚犯，不过犯人之间不允许串门同房。但配偶来探监时是可以的，丈夫或妻子，或者犯人的男女朋友也行。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犯人在监护所里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可以在每天的下午四点到十点之间把访客接到自己的房间。十点过后就是监护所的宵禁时间，犯人会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

监护所里的犯人都不是暴力犯。关押的都是些支票诈骗犯、偷车贼、贪污犯之类的非暴力罪犯。不过，犯人会按照年龄、性别，以及犯罪类型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宿舍。我就和其他几个差不多同年龄的造假犯和诈骗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

瑞典的监狱实际上是在试图改造罪犯。听说在服刑期间，我可以去这个大学听课，也可以去监护所里的降落伞工厂工作，或者就在监护所里单纯地消磨时间都行。如果我去上课的话，瑞典政府会支付我的学费，并为我提供必需的文具材料等。如果我选择在降落伞工厂里干活，他们就会按照我的工作级别，发给我与当时社会上相等的平均工资。

在这里越狱其实非常容易，但有一个因素困扰着我。瑞典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办领身份证。虽说他们很少会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但警察是有权力让公民出示身份证的。而且在出境或者乘火车、飞机出境旅行时，都是需要身份证的。另外，我身上也没有钱。

不过这都无所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逃出去。我非常喜欢马尔默监狱里的生活。有一天，我从未想到过的，我的某个受害者，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提着一篮子新鲜水果和瑞典奶酪来拜访我。“我想你会高兴知道，你在我这里兑换支票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这个年轻人说，“还有，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关在监狱里一定十分辛苦。”

我当时真的狠狠地骗了这孩子一回。事实上，我和他交朋友，只是为了每次去他家实施我的骗局。他这个姿态确实打动了我。

我既在降落伞工厂里干活，又在学校上课，监狱管理人对此似乎很高兴。我学习的是商业设计，不过对于隆德大学教授的某些技术而言，我比这里的老师都来得熟练。

六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简直太快了。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克里斯坦森夫人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德国、英格兰、瑞士、希腊、丹麦、挪威、埃及、黎巴嫩，以及塞浦路斯政府全部提出正式要求将我引渡归案，完成我的判决，并且根据上述国家排名优先执行。我会被移交给意大利当局，来服满我的刑期，而在我还清意大利人民的债务后，意大利政府会决定我要去的下一个国家是哪个。

监护所里，我的一个囚犯同伴曾在意大利监狱服刑过。他向我有声有色地描绘那里的恐怖情形，于是我坚信，意大利的监狱肯定和佩皮尼昂监狱一样严酷，甚至更糟。克莉斯坦森夫人也同样听说过意大利的监狱条件极端严酷残忍，她还听说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上可是以严惩不贷出名的。

于是大家下决心千方百计地要阻止我引渡去意大利。我向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本人发起请愿，请求庇护，要求在我得到释放后继续留在瑞典，或者最坏的情况，把我遣回美国。我指出，如果瑞典拒绝收留我，不管我去哪个国家，都将因为同样的罪名而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惩罚，可以想象，我的余生可能都将在一个接一个的监狱里度过了。

我的每一次请愿都被拒绝。引渡到意大利看来已经无可避免。就在意大利当局准备羁押我的前一个晚上，我躺在**难以入眠，前思后想琢磨着孤注一掷的逃跑计划。如果意大利的牢狱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可怕，我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下去。说实在的，与其死在像佩皮尼昂监狱那样的地狱里，还不如在逃跑的时候被开枪打死。

午夜刚过，一个看守来到我的房间。“穿好衣服，弗兰克，带上你的全部东西，”他对我说，“有人过来接你了。”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忐忑不安。“什么人？”我问道，“我听说意大利人要到明天才过来接我。”

“不是意大利人，”他回答，“是瑞典的警官。”

“瑞典警官！”我惊呼，“他们想干吗？”

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手里有正当的文件来把你带走。”

他护送我出了监护所，来到停在路缘的一辆警车前。后座上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官，他把车门打开示意我坐到他的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

他们把车开到法官的家，周围环境雅致迷人，房子却十分朴素。法官的太太开门让我进去，警官们则留在屋外。她把我带到法官的书房，指了指一个很大的皮沙发。“请坐，阿巴格内尔先生，”她亲切地说，“我去给你倒杯茶，法官马上就过来。”她英语说得很好。

几分钟后，法官来了，说着同样流利的英语。他和我打了声招呼，然后在我对面坐下，默默地打量了我几分钟。我什么都没说，尽管有一大堆问题想问他。

终于，法官开口了，声音十分轻柔沉稳。“年轻人，这几天来我一直在为你的问题担心，”他说，“其实，我对你的背景和案件做了很多调查。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阿巴格内尔先生，我认为，你本来完全可以对社会做出有用的贡献，不仅对你自己的国家，还有世界各个地方，可是你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你已经犯下了你所犯的错误，真让人遗憾。”

他停顿了一下。“是的，先生。”我乖乖地说，但愿我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上一堂课。

“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明天被送到意大利去的话，很有可能就将面临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法官接着说道，“我对意大利的监狱还是有些了解的，阿巴格内尔先生。它们和法国的监狱很相似。而且我知道，当你在意大利服完刑后，还将被送交至西班牙。就像你在请愿书中指出的那样，年轻人，你很有可能会在欧洲的各个监狱里度完余生。

“而我们对此几乎束手无策，阿巴格内尔先生。我们不得不履行意大利将你引渡的请求，就像当时法国履行我们的请求一样。我们不能随便免去惩罚，这是藐视法律，先生。”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明白，先生，”我说。我感到希望锐减，“我很想继续待在这里，但我知道我不能。”

他站了起来，开始在书房里慢慢踱步。“如果给你个机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呢，阿巴格内尔先生？”他一边问道，“你觉得你这次会选择有价值的生活吗？”

“是的，先生，如果有这机会的话，”我回答。

“你觉得你已经吸取到了教训吗，就像老师们说的那样？”他追问。

“是的，先生，我彻底学到了。”我说，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他又再次坐下来，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今天晚上我做了一件事情，阿巴格内尔先生，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他说，“如果两个星期前有人告诉我今天我会这样做的话，我一定会觉得他神经不正常。

“今天晚上，年轻人，我打电话给我一个在美国大使馆的朋友，让他帮一个忙，不过依照瑞典的法律，这侵犯到了你的权益。我让他吊销了你的美国护照，阿巴格内尔先生。然后他照做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从他的微微一笑中可以看出，我把吃惊都写在脸上了。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不过很快，疑惑就烟消云散了。

“你现在在瑞典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阿巴格内尔先生，”法官笑着说，“我可以合法地把你遣送回美国，不需要去理睬任何引渡请求。几分钟之后，我就会命令门外的警官把你送到机场乘坐飞往纽约的飞机。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当然，你应该清楚，当飞机着陆的时候，你自己国家的警察将候在机场逮捕你。你在你自己的国家也同样是个通缉犯，先生，而且我觉得把我的行动通知他们是应该的。我已经告知了联邦调查局你的航班号以及抵达的时间。

“我能肯定你会在自己的国家接受审判。不过至少，年轻人，你回到了自己人的身边，我也能肯定你的家人会到场支持你，如果你被判了刑，他们也会去监狱看望你的。还有一点，可能你还不知道，一旦你在美国服了刑，就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引渡你了。美国法律严禁他国引渡本国公民。

“我之所以采取了这个行动，年轻人，是因为我觉得从各方面考虑，这对大家都好，尤其是对你。我认为，当你在自己的国家履行完你的职责之后，你还能拥有一个充盈和幸福的人生……我是在用我个人的诚信在打赌，阿巴格内尔先生。希望你能证明我今天所做的事是正确的。”

我真想拥抱他、亲吻他。然而我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放，泪流满面地向他发誓，将来我一定会做有价值的事情。这个誓言在之后的十八个小时内，我就将它打破了。

警官们开车把我送到机场，我开心地发现简正在那里等着我。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我的护照和其他文件，还有我在监狱的降落伞厂挣到的工钱。她给了我20美元作为零花钱，然后把信封递给飞行员。“这个人是被驱逐出境的，”她对机长说，“美国的官员会在纽约接机并把他带走。到时候请你把这个信封转交给他们。”

她转向我，抓住我的手。“再见了弗兰克，祝你好运。希望你的将来能够幸福。”她庄重地说。

我吻了她，一旁的飞行员和空姐见了都十分惊讶。这是我第一次对简做出亲切的行为，表示我对她的由衷敬佩。“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对她说。事实上的确如此。在我的心中，简??隆德斯特姆永远是一个亲切善良、可爱热心的朋友。

这是一个直飞纽约的航班。我坐在第一排，靠近驾驶舱，这样就方便机组人员监视我，但除此外，我就被当作是个普通乘客，飞行途中也可以自由地在客舱内活动。

我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想法的，逃避那些在机场待命的联邦官员，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背叛法官的信任不可。也许是因为我想起了曾经蹲过的肮脏不堪的波士顿监狱。当然，和佩皮尼昂监狱比起来，那也算是豪华的了，不过，即便美国的监狱能和法国的这样放在一起比较，我也不想蹲进去。在克利潘监狱和马尔默监护所的那六个月已经把我宠坏了。

这架飞机的型号是我非常熟悉的VC-10，它是一架英国子爵号飞机。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一位飞行员曾经带我参观过VC-10，向我详细介绍了飞机的每一个结构，甚至包括厕所的构造。

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我知道这架飞机会在肯尼迪机场的第十三号跑道上着陆，落地后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滑行至航站楼。

在飞行员准备着陆进场的前十分钟，我站起来，慢慢走向后面的一个盥洗室，然后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知道抽水马桶底部有脱离旋钮，于是把手伸下去，摸到了，接着把它们拔出来，再扭一下，整个马桶，一个独立的抽水设备就被我提起来了，下面露出两平方英尺的舱盖，在飞机着陆后可用来接真空管。

我等待着。随着一阵颠簸，飞机落到了地面，然后飞行员反转了发动机并放下襟翼增加阻力，飞机开始慢慢减速。我知道当飞机滑到跑道的末端，飞行员会把飞机掉头转向通往航站楼的滑道，这时他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估摸着飞行员差不多到了那个时间点，就钻到原先安马桶的地方，打开舱门，慢慢挤了出去，两只手紧紧抓住舱门，悬挂在离跑道十英尺的上方，一边还不停地摇晃。我知道当我打开舱门的时候，驾驶室的蜂鸣器肯定会哔哔作响，不过，根据我过去的飞行经验，我也知道，飞机着陆时的冲击经常会把舱盖震开一点，因此，既然飞机已经落地，飞行员通常就会把蜂鸣器关掉，因为这时即使舱盖开了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其实我并不真正关心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不是会这么做。我们是在夜里着陆的。当这架巨大的飞机慢慢滑行准备停下的时候，我松开紧抓着舱门的手，拔腿就跑。

黑暗中，我径直穿过跑道一路狂奔，后来我得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的逃逸，直到怒气冲冲的奥莱利和其他联邦调查员搜遍整个飞机，发现了那个被拔出来的抽水马桶时，才恍然大悟。

机场的一侧是范威克高速公路，我攀过一道铁丝网护栏，然后搭了一辆出租车。“纽约中央火车站。”我对司机说。到了车站，我用那张20美元的零花钱付了车费，又买了去布朗克斯的火车票。

我并没有回家。我觉得父母的房子肯定会受到警方的监视，不过，我先后给母亲和父亲打了电话。这是我在五年多来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包括我，电话打到最后都是哭哭啼啼。他们两个都恳求我回家，并且向警方自首，我拒绝了。尽管我因为违背了对马尔默法官的诺言而感到十分羞愧，但是我觉得，我在监狱里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其实，我去布朗克斯是为了去见一个姑娘，我在她那里藏了一些钱和衣服，有件西装的口袋里还有一串蒙特利尔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她看到我十分吃惊。“我的天啊，弗兰克！”她惊叫，“我还以为你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你要是再来晚几天的话，我就打算把你的钱用了，再把你的衣服送给救世军协会。”

我没有时间久留。因为我并不确定联邦调查局已经追查到了我多少个女朋友和熟人，也不清楚是哪几个，但我知道他们的确已经查获了一些。我自己留了50美元，把剩下的钱都给了她，然后拿起衣服匆忙离开，随即乘火车去了蒙特利尔。

我藏了2万美元在蒙特利尔银行的保险箱里。我打算把钱拿出来之后再赶一架最近的航班去巴西圣保罗，然后在那里过一辈子。人在监狱里蹲着，总会听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我在监护所的时候得知，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因为我没有在巴西犯过罪，所以即使我在巴西被抓到，巴西当局还是会拒绝将我引渡回去的，这让我觉得那里会安全一些。

我把钱拿出来了，但没能坐上飞机。我正在蒙特利尔机场排队买票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到一个加拿大皇家骑警，他高大壮硕，长得倒不错。

“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我是詹姆斯??黑斯廷斯警察，你现在被捕了。”这名骑警面带友好微笑着说道。

第二天，我被送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交给了美国边境巡逻队，他们又把我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然后我被带到了纽约，并关进了那里的联邦看守所。

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我一次，然后他把我的保释金定在25万美元，并把我还押至看守所，等候各方起诉人决定最终的审判地点。

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部地方的律师获得优势，于是，美国联邦执法官将我送至佐治亚州富尔敦县拘留候审。

富尔敦县的监狱就像是虫子的巢穴，一个活生生的蟑螂窝。这个恶心的监狱有间活动室，我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位犯人。“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伙计，”他对我说，“这个烂屋子里唯一像样的地方就是医院了，不过你只有快死的时候才能去那儿。”

活动室里唯一像样的设备就是一部公用收费电话。我投了一毛钱进去，拨打了值班警察的电话。“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非常权威的口气说道。

“我的一位病人被关在你们监狱，他叫弗兰克??阿巴格内尔。阿巴格内尔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会经常发生昏迷，如果你能把他安排在你们的病房里以便让我探望，并给予适当治疗的话，警官，我将对此十分感激。”

三十分钟不到，一个看守把我押送到医院看护室，听到我打电话的其他犯人见了，都露出钦佩的笑容。

一个星期后，来了一名美国联邦执法官，他将我带走转押至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中心候审。就在那里，我上演了一场史上最滑稽的越狱行动。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起码我觉得十分有趣，直到现在，这一幕幕依然让我回味无穷。

实际上，与其说这是一场越狱，倒更像是一次恰逢天时地利的驱逐行动。我被安置在拘留中心的时候，全美国的监狱正在遭受各方民权组织的谴责，国会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对此彻查调研。监狱调查员们加班加点地明察暗访，召来了监狱管理人员和看守们的怨恨和抵触情绪。

我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带进去的。押送我的联邦执行官手里并没有转押我的相关委托书，不过脾气倒有的是。

入狱管理负责人接二连三地问了执行官许多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我要转来这里，为什么执行官手里没有相关证明文件？

联邦执行官按捺不住了。“法庭命令送他来这里的，”他厉声说，“给他找个该死的牢房关起来，给他点食物别让他饿死就好了，我们回头会来接他的。”

负责人很不情愿地把我收押进去。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那个执行官已经摔门走人了。根据我后来得知的情况看，我想，要是当时我跟着他走出去的话，也不会有人来阻止我的。“又是个该死的监狱调查员，嗯？”押送我去牢房的看守嘀咕着。

“我不是，我是来这里候审的。”我实话回答他。

“哦，当然。”他讥笑着，砰地关上了牢门，“你们这些浑蛋总以为自己很机灵是不是？上个月你们这帮人害的我们这里两个人丢了工作。我们已经知道怎样来看穿你们了。”

他们没有给我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是准许我穿平时的衣服。另外我还注意到，我的牢房虽谈不上豪华，但也足够舒适。食物很好，每天还给我送来亚特兰大的报纸，虽然时常带着冷嘲热讽。他们从来都不叫我名字，总是以“卧底”“奸细”“007”，或者其他嘲弄的字眼代替，暗示我就是他们假想的监狱调查员。在第一个星期里，我就有两次在亚特兰大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联邦各监禁机构情况的报道，我这才意识到，他们是真的把我当成一个来卧底的联邦调查员了。

就算我是来卧底的，他们也完全不用担心，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会认为美国的监狱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耻辱。我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就很不错。虽然和马尔默监护所的条件比起来还是有点距离，但起码比我住过的几家汽车旅馆要好多了。

不过，既然这里的看守希望我是监狱调查员，那我就当吧。我联系了在亚特兰大的一个仍对我忠心耿耿的女友。虽然这个监狱的规章制度不是那么宽松，但是每个星期打一次私人电话还是被允许的。于是轮到我的时候，我就拨打了她的电话。

“听着，我知道离开这里通常会需要些什么，”我对她说，“你想想办法进来探视我，好吗？”

她叫珍妮??西布林，她来探访我并没有费什么功夫。其实，她只是自称是我的女朋友，我的未婚妻，就被放进来了。在其中一个探访室里，我们在一张桌子的两头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块三英尺高的玻璃，玻璃上有一个铁丝网小孔可以让我们相互通话。探访室的两边角落里各有一名看守，但他们离得太远，听不到我们的对话。“如果你要给他什么东西，就把它举起来让我们过目，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会点头告诉你。”一个警卫告诉她。

在珍妮到来之前，我已经编造好了一个计划。我知道这可能仅仅是一个智力测验，但我认为还是值得一试。不过，首先我得说服珍妮来帮我，外部世界的协助对于我的谋划至关重要。她很好说话的。“当然，没问题。”她笑着答应了。

“我想，要是你能成功的话，那就太有趣了。”

“你有看到过一个叫西恩??奥莱利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吗？或者他来找你说过话吗？”

她点了点头。“是的，他向我打听你的消息，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她说。

“太好了！”我激动地说，“我觉得我们有戏了，宝贝儿。”

我们确实有戏。那个星期，珍妮以杂志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监狱管理局打了电话，用计骗得了对调查员C??W??邓拉普就有关联邦拘留中心防火安全问题的一次采访。她漂亮地完成了任务，珍妮不仅头脑灵光，人还十分漂亮有气质，男人见了都会想和她说说话。

她正要离开，刚走到门口，突然回过头。“对了，可以问你要张名片吗，调查员先生？我怕万一又想到了什么问题，可能会给你打电话。”她说。

邓拉普迅速地把名片递给她。

下一次来探视我时，她大笑着谈论这些细节，并且还举起了邓拉普的名片，一名看守点头之后，她把名片从玻璃隔板上递给我。

她的来访更让看守相信我是监狱管理局派来的探子。“她是谁？你的秘书？还是另一个监狱调查员？”看守在把我送回牢房时问道。

“她是我准备要娶的人。”我欢快地回答他。

同一个星期里，珍妮去了一家印刷店。“我的父亲刚刚搬进一个新的公寓，又换了个新的电话号码。”她对印刷师傅说，“我想印五百张新的名片送给他作为乔迁之礼。我想名片和这张一模一样，但是要用他新的家庭电话和办公室电话号码。”她把奥莱利的名片给了印刷师傅。

奥莱利的新电话号码是亚特兰大一家购物中心两部相邻的公用电话的号码。

三天后，印刷师傅就把活干好了。她在下一次的探访中给了我一张名片，并且把我们的计划确定了下来。珍妮说她已经找了一个男性朋友来帮忙，以防不测。“当然，我没有告诉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对他说我们在搞一个恶作剧。”她说。

“好的，我们明天晚上开始行动，”我说，“但愿晚上九点左右没人用那两部电话。”

第二天晚上九点不到，我叫来了囚室的看守，那个彼此已经混得很熟的友敌。“听着，瑞克，发生了点事情，我要见值班警官。你是对的，我的确是一名监狱调查员。这是我的名片。”我把邓拉普的名片给他看，上面只有他华盛顿办公室的电话。如果有人要打电话给监狱管理局的话，他们会被告知已经下班了。

瑞克看了一眼名片，然后笑了起来。“老天作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对的。”他开心地说，“库姆斯会高兴的，来吧。”他打开了牢房大门，带我来到库姆斯警官的办公室。

库姆斯知道后同样很高兴，他之前也怀疑我是监狱调查员。“我们早就知道你了。”他和蔼可亲地吼着，看了看邓拉普的名片后把它扔到了桌子上。

我笑了笑。“好吧，本来这是要等到星期二才要公布的，”我说，“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监狱十分干净、井然有序，是管理局能够对外夸耀的那种。你们会对我的报告满意的。”

库姆斯的脸上开始露出愉快的表情，而我也勇往直前地赌一把了。“但是眼下我有一些急事要处理，”我说，“我得找到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我能肯定，他现在应该还在办公室。”我把那张做过手脚的名片递给他，上面印的是奥莱利的名字、他在联邦调查局的职位以及两个虚假的电话号吗。

库姆斯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拨打了“办公室”号码。“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奥莱利这个名字，”他一边拨着号码一边说，“他应该是追捕银行抢劫犯的吧。”

“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了。珍妮在响第二声的时候接过了电话。“晚上好，这里是联邦调查局。请问您有什么事？”

“你好，请问奥莱利警探在吗？”库姆斯说，“我是联邦拘留中心的库姆斯。我们这里有个人要找他。”

他等都没等“奥莱利”接电话，就把电话交给了我。“她说她去把人叫来。”库姆斯告诉我。

我适当地等了几秒钟，然后就开始表演了。“喂，是奥莱利探长吗？我叫邓拉普，监狱管理局的C??W??邓拉普。如果你手里有名单的话，我的授权代码是16295-A……对，是的……现在我在这里，但我已经告诉他们我的身份了……我必须得……是的……

“是这样的，奥莱利探长，关于你那个费城的案件我搜集到了一些情报，今天晚上我得把它交给你……不，先生，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消息太**……我必须亲自交给你，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见到你……时间紧迫……哦，你在……好吧，见见这些家伙不会暴露你的身份的……不不，只需要十分钟……等一下，让我来问问这里的警官，他肯定会同意的。”

我用手捂住话筒，看了看库姆斯。“伙计，这些个埃德加??胡佛真是太过分了。他正在做什么卧底，调查黑手党之类的事情，不想进来。”我对库姆斯说，“如果他把车停在监狱门口的话，我可以去他的车里对他说些话吗？就十分钟。”

库姆斯做了个鬼脸。“哦哟，你现在就打电话给你们的人，直接放你出去吧。”他说，“反正你也不需要继续留在这里了，是吧？”

“是的，”我说，“可我们必须按规章制度办事。一位联邦执行官会在星期二的时候过来。领导希望这样办，我们就照着做。你们不要说出我暴露身份的事情，先谢谢你们了。我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此事事关重大。”

库姆斯耸了耸肩。“没问题，你可以去见奥莱利。随便啦，你们聊个一小时都可以。”

我重新放开话筒。“奥莱利，没问题……对，门口……红白相间的别克……知道了……不不，没关系。这些人都没问题。真不知道你干吗那么小心翼翼。你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人。”

瑞克给我倒了一杯咖啡，然后站在窗边，我就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和库姆斯聊天。“你的别克来了。”十五分钟后，瑞克说道。库姆斯站了起来，拿起一大串钥匙。“来吧，”他说，“我亲自带你出去。”

在他的办公室后面，有一部供看守专用的电梯。我们乘到楼下，他带我通过了由一个看守把守的小门厅，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闩。我走了过去，那个看守满脸狐疑地看着我，但什么都没说，我沿着人行道稳步走向停靠在路沿的别克。珍妮坐在驾驶座上，她的头发藏在一顶男式宽檐帽里，身上穿了件男式大衣。

我上车坐到她旁边时，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家伙！我们成功了！”她开心地说。

我笑了笑。“现在就看你能把车开得多快了！”我发自内心地欢呼道。

她像个赛车手一样，车嗖的一下就冲了出去，由于车速太快轮胎过热燃烧，还在地上留下了车印作为纪念。远离拘留中心后，她开始放慢速度以免招来巡逻警察的注意，然后又迂回曲折地穿过亚特兰大来到汽车站。我和她吻别，然后乘上一辆灰狗巴士去纽约。珍妮回家之后就收拾行李搬去了蒙大拿。即使她参与了这次骗局，也不会被人起诉的。

监狱方面对此十分尴尬。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记录，当库姆斯和瑞克意识到自己受骗上当时，他们设法掩盖自己的过失，汇报说我是强行越狱的。但纸包不住火，事情很快就真相大白。

我知道我会成为全力搜捕的对象，于是我又打算逃去巴西，但这次必须等风头过去后再行动。因为我能肯定，在接下去的几天里，美国所有的出境口都会受到警方的监视。

我逃狱的消息登上了纽约一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全世界警方都熟知的‘空中大盗’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曾一度用飞机马桶把自己冲走逃脱，现在又一次逍遥法外……”那篇新闻开头这样写道。

我没有在纽约藏钱，但是珍妮借给我的钱足够应付现在的生活，直到追捕逐渐平息。我在皇后区蛰伏了一段时间，两个星期之后，乘火车去了华盛顿特区，然后租了辆小汽车，住进了首都郊外的一家汽车旅馆。

我去华盛顿是因为我在弗吉尼亚州的波多马克河对岸几处地方存有现金，而华盛顿人口庞杂，看起来可以安全地避避风头。我想在那里应该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然而我错了。就在我登记入住旅馆后的一个小时，我在房间里碰巧透过窗帘朝窗外看了一眼，看到几个警察正迅速包围了汽车旅馆这边的区域。我后来得知这个旅馆的前台接待以前是个空姐，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在犹豫要不要插手一小时后，最终报了警。

只有一件事是对我有利的，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奥莱利在得知我被包围了后，他让警察先不要轻举妄动，等他来了再说。我曾在被审讯前短暂地见过奥莱利，他想亲手抓住我。

不过当时我正处于极度恐慌中。已经是深夜了，但这片区域前前后后的房间仍灯火通明。要穿过亮堂堂的停车场，安全地走进远处的黑暗中，我认为这不大可能。

但我知道，我必须得试一试。我套上大衣，从后门溜出去，蹑手蹑脚地朝这幢楼的角落走去。然而，才走了几步，就碰上从角落处绕过来的两个警察。他们拿枪指着我。

“不许动，先生，警察！”一名警察像电视里警匪片那样吼道。

我并没有停住脚步，而是朝着他们的枪口继续走去，一边迅速地抽出我的皮夹。“戴维斯，联邦调查局。”我说，声音如此的冷静和坚定，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奥莱利到了没有？”

手枪放低了。“我不知道，先生，”其中一名警察说，“如果他到了的话，就在前门附近。”

“好的，”我干脆地说，“你们继续守在这边。我去看看奥莱利来了没。”

他们站到一边，让我就这样走过去了。我没有回头看，只是朝着停车场方向的那片黑暗径直走去。

（本章完）